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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可貌相
人不可貌相，是句老生常谈。
曾在网上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：
有一对穿着简陋的老夫妇去拜见哈佛大
学的校长，校长秘书片刻之间就断定这两位“土老冒”不可能与哈佛有业务来往。所以，当身着布衣的老先生说道：“我们想见校长”时，秘书不礼貌地说：“校长很忙”。
老先生的太太，也穿着一套褪色的棉布 衣服，回答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等”。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，秘书也没有理他们，希望他们能知难而退，自己离开。但他们一直等在那里。
秘书最后只得通知校长：“可能他们跟
您讲几句话就会走开”。校长很不情愿地同意见这对老夫妇。女士说：“我们有个儿子曾在哈佛读过一年书，过得快乐，他很喜欢哈佛。但他去年因意外而过世，我丈夫和我想要在校园里为他立个纪念物”。
校长不仅没有感动，反而觉得可笑，他
粗声地说：“夫人，我们不能为每个读过哈佛而去世的人建立雕像。如果这样，我们的校园看起来会像墓园一样”。
妇人赶快解释：“不是，我们不是要立塑像，而是想捐一栋大楼给哈佛”。
校长仔细地看了看这对夫妇和他们简陋衣着，长吐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们知不知道建一座大楼要花多少钱吗？我们学校的每座建筑物都要超过七百五十万元”。这时，这位妇人沉默不语。校长很高兴，总算可以把他们打发走了。
只见这位女士转向她丈夫说：“只要七百五十万就可以建一座大楼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建一座大学来纪念我们的儿子？”，老先生点头同意。
在哈佛校长的困惑中，斯坦福夫妇离开了哈佛，来到加州，成立了斯坦福大学，来纪念他们的儿子。
这是史实还是传说，我不知道。反正这位校长的“以貌取人”让他付出了代价。
不过，我想谈的还是其它一些方面。我想有些读者会同意我的意思，那就是，不仅仅是衣貌，其它如职业，教育程度，经济条件等都不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。
有一位海外学人谈到，她在一次朋友聚餐中，不无惊愕地听到一位留美博士带着强烈的优胜者口气说：“我们那批美国同学，没有一个留学时打过餐馆工的”。而听众一片沉默。
这位作者自己在海外打过工，也打过餐馆工。她深有感触地说，“与其说谈海外打工，不如说那段经历对人后半生的教益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段‘从最底层走上来’的艰辛，我们不仅学会了珍惜和知足，更重要的是对他人多了一份尊敬和感激之心。常说打过餐馆工的人，付小费时总是愿意多付，因为那些打工者的今天曾经是我们的昨天……”
我到现在也不清楚“打工”这个词用英文怎么说。我在我的工作中跟许多人谈过话，他们来自三教九流，各行各业，不管是律师，教师，经理，还是侍者，清洁工，或流浪汉，谈到工作，一律都是“work”，“employment”或是“job”。你说说，哪个词儿是“打工”
呢？
我看到有的餐馆侍者甚有自尊，有的老板却是委琐粗俗。联想到那位浅薄的博士，他完全没有必要为没有在餐馆打过工那么自豪。也许是他的奖学金比较高，也许是他有其它的资源。可是，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比别人高贵。也许他正应该为此而感到惭愧，他得到的经济资助来自他的学校，他的老板，那里的纳税人，他做了些什么奉献给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们呢？他是否思考过怎么样回馈社会呢？还有，他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有可能去餐馆打工呢？
我有一个和蔼快乐的邻居叫丹尼，六十多岁了，还在工作，在大学当清洁工。他工作（注意，不是打工）了那么多年，非常敬业。有一次，他对我说，他的背很痛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，楼里的洗地板机坏了，他就用手洗地板。我说，你不必这么做，让学校先修好了机器你再干嘛。他说，我当然可以这么做，可是我不愿意让地板脏到第二天。可那是一座楼呢，得干多少活呢？何况那些不懂得尊重他劳动的人马上就会把地弄脏。但他就是这样，打扫厕所也会让那里“spotless”。我觉得他活得高贵而有尊严，我真心地喜欢而尊敬他。
同样地，在这里，我有幸结交了一些令我尤其敬重的同胞朋友，他们在国内曾有过非常优厚的待遇，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，可他们现在在这里的各个角落里默默地工作，奋斗，生活。有的工作并不稳定，有的工资也不高，可他们却带着那种平安，详和的心境，和朋友们聚会，为社会做义工。从“白领”到“蓝领”是一种转变，可更是一种挑战和考验，看你是否能不做金钱的奴隶，不做物质的仆人，不受欲望的操纵，而在这平平凡凡的日子里活得自尊，活得快乐。
“人不可貌相”确有其处世道理，我们教育孩子不可以随便和生人讲话，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仅从一个人的外貌或穿戴来判断他的善和恶。
我想起我的一次有趣的经历。
这天，我象平日一样按着预约的安排在我的办公室与来人谈话。一位中年男士按时来到，他走进我的办公室，和气，友善，也有一点沉静，他的脸上有一些深深的皱纹，使他有些饱经风霜的样子（这小资产阶级情调！）。我按照常规提出一些问题。他缓慢而很清楚地回答着。我对他有了一些好感。
谈着谈着，因为谈到一些他的工作技能，我就问他：“你最近一次工作是在哪里？”他沉吟不语。我以为他没有听懂，就换了个问法：“我是说，你最近一个雇主是谁呢？”他轻轻地说：“我刚从联邦监狱里出来”，我心中格登一下：“噢，还是有点前科呢”。他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说：“年轻时，总是有些胡涂”。我微微笑笑：“是呵，人毕竟是人嘛”，心里隐隐地有一点自豪：咱华人小公务员，也蛮厚道的呢。
我一边提笔做着笔记，一边和气地问道：“在监狱里呆了多久呢？”他回答：“差不多二十多年吧？”“什么什么？多少年？”我只差没把眼珠子瞪出来。而他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重复了一下那令我惊惶失措的数字。
你想啊，这年纪不老的人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多年，是他整个的青春年华呢，该是什么样的罪啊？我忍不住了，严肃地问：“你是什么罪？”他还是那副冷静沉着的样子：“抢劫银行，携武器抢银行”。天呵，我只差没晕过去：“抢银行犯就坐在我的对面，一拳可以打到我的脸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我的心在狂跳，眼睛止不住往办公桌角下隐藏的报警器按钮上瞄，按不按？按不按？他身上会有枪吗？我对前台的职员充满了愤怒，怎么就没有任何有关背景材料的记录，竟然让一重犯连闯两关，进入我的办公室（我们有专室，隔玻璃窗的那种房间和专门的工作人员与罪犯谈话），这下可好，该不会以身殉职吧。我眼前闪过电影中好人与坏蛋对峙的场景，心中掠过一丝悲壮。
他还是坐在那里，脸上没有凶恶，也没有激动，就那样淡淡的样子。还在谈他想找工作或培训的事。反倒是我，坐如针毡。我无心恋战，匆匆忙忙地问了几个问题便收拾卷宗，送客出门。不想再约见他，列了个条子，说：“我还需要这几份材料，明天你传真给我吧”。
送走犯人，我满面通红地跑到隔壁的办公室，正好有好几个同事在，我大声地叫起来：“我刚刚见的这位那么和气，那么镇静，合着是个银行抢劫犯，给关了二十多年呢，刚放出来的，我的天呀，吓死我了”。一位同事赶快来安慰我：“关二十多年了，估计也改造的差不多了，没事儿”，另一位倒好，说是：“要是不镇静，能抢了银行”，她手比划着，递过一纸条，嘴里念着：“把钱快给我，我身上有枪”。大家笑了起来。
我提到的这个人第二天就传真过来了所要的材料，还附了一段很长的话，大部分都是感谢的意思。我注意到，他的字写得挺好。
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我约见过谈过话的人也有了数百或许上千了，可我还是能记起那个人的面容，我不知道他是否找到了工作，因为很多单位要查犯罪记录。想到他的时候，我眼前就泛起那张有着深深皱纹，安静友善的脸。我没有生气，反而心中有着深深的悲哀。
我知道，他的确曾是个罪犯，可我怎么会知道他是不是比我们周围有些衣冠楚楚、贪婪自私、干了坏事没被抓到的人更坏呢？在这茫茫的人海中，我们到底该凭什么去辨别我们所遇到的人呢？
2002年六月于温尼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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